在常规意义上的史著分类中，“专题史”是与“通史”和“断代史”并称的一大部类。专题史以论题属性的“精专”和论说效果的“深透”为价值取向，以此区别于通史的“长远”“简明”和断代史的“广博”“周到”。音乐专题史在论题选择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围绕特定的音乐事件、文本、实践惯例，音乐的形式、技法、体裁、风格，又或音乐的理论、审美和史学问题，也可围绕特定人群的音乐社会生活、音乐实践活动、音乐思想观念、音乐文化现象等。在既定的明确论题之下，专题史通常不仅要探究其存在或形成的背景、前提、原因，追溯其发生、演变、发展、衰落的轨迹，也要分析其与众多事物间的深层联系，并考察其内在价值、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总之，音乐专题史（与音乐史编纂学一样）是音乐史学持续走向深入的直接反映和必然结果。
音乐专题史的“精专”“深透”特性往往会对读者的学识、耐性和理解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因为一旦深入到特定事物所广泛牵连的盘根错节之中，就必然会触及大量“冷门”的概念、术语、原理、知识。例如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次要人物、非专业人物或特定语境内的“远关系”人物，一些流传范围不广且流行时间不长的体裁、风格、技法、形式，一些非日常、非现代、（甚至）非可确证的行话、俚语、暗语、谚语，一些属于隐私或绝密的物件、事件、情势、关系，以及一些玄妙的道理、曲折的过程、意外的身份、复杂的意义等。当然，音乐专题史带给读者的回报也是其他类型的史著所不能替代的：它不仅能满足读者的求知欲和猎奇心，更能巩固、深化、匡正、疏通读者原有的相关认知和理解，使之获得超越书中议题和论域的个人领悟和普遍启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音乐专题史以其显在论题的聚焦和潜在论域的深广，也是将音乐“还原”为文化现象的内在推动力，即重新揭示并显现它与其所在文明的众多生态要素的密切联系，因而是对音乐“学科化”（这不可避免地使音乐与外部因素分离）这一人类行为的反向制衡。
音乐专题史对学术研究的促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其议题的精专化引导着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其所援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可以为学者对相关论题的后续研究提供启迪，其所倡导的观点、立场、视角、方法有可能引发学界的回应和争鸣，其论证的广博参照系则召唤着学者的学科自省意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音乐专题史是音乐史研究中的“前沿阵地”和“风向标”，它展示着最新的研究资料，昭显着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传递着最新的研究结论和发现。对于异文化的研究者来说，翻译音乐专题史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在分享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源，通报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更是在为相关学科的本地建设移石培土、固本开源。
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的西方音乐学术中，音乐专题史的书写和翻译都明显滞后。体裁史尚不健全，国别史凤毛麟角，表演史尽付阙如，至于思想史、建制史、效果史，以及特定事物的传播史、特定现象的文化史、特定论题的学术史等，投石问津者更少。甚至音乐断代史的翻译引进，也只是近年来才引发注意的。“音乐专题史读本”的设立，正响应着中国西方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迫切需求，它一方面瞄准西方音乐专题史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也拟纳入少量的音乐断代史著作，以推动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走向深入。举凡重要的音乐专题史著作，无一不是“大部头”和“硬骨头”，翻译、审校、编辑这些著作是智力和体力上的双重挑战。该读本系列所推出的每一部译著，都凝结着多人的情怀和心血，都经过了多年的修订和润色。虽然如此，译著中仍难免存在译、校者力所不逮的偏差或失误，敬请读者担待并指出。希望这个读本系列能在中国的西方音乐学术研究中持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孙红杰
2016年10月起草于牛津大学
2021年10月成稿于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