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以史料为根本。围绕史料的考证、注疏、辑佚、解译和整理，既是修编史书的必要前提，也是给养史识、发引史观的无尽资源。作为“第一手”史料的原始资料更是如此。史家对史料的解读难免具有主观性，这主观性（或为魅力之源，或为祸患之根）中既有特定时代语境和文化气候的潜在影响，也有个人学识眼光和学术性情的直接决定作用。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声明的“凡史皆为当代史”，正是对“无史不主观”这一事实的精炼概况。相同史料常能引发不同见解，甚或支持论调相反的叙述。具有“元典”品格的史料尤其如此，乃至出现“任人解读”的情形。依此而论，史料是比史书和史观更能超越时空传诸后世的东西，也更能激发研究者的持久兴趣。史料建设因而是历史学的永恒课题，音乐史也不例外。无论历史学者抑或普通读者，都可以从研读史料中深深受益。如所周知，西方文明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以发现和研读古希腊元典为契机的，这场运动对西方近代文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强有力地佐证了经典原始资料所潜藏的重大启迪意义。
伴随唱片、乐谱、音乐会和网络音乐媒体的愈发普及，严肃爱乐者群体的旨趣、眼界和智识都在迅速提升。对某些历史问题怀有特殊兴趣的爱乐者，已不再满足于那些在音乐史书中只被浅略提及的人物、事件和作品，抑或那些经过了语境移植和主观释读的文献、理论和观点，而是希望能直面史料、品读原典、查验原始证据，以获悉相对“原真”的历史资讯。西方音乐史上的原始资料，除包括乐谱手稿、乐器遗物、私人信札、原始档案（如公函、奏疏、法令、条例、账簿、契约）等实证资料外，也包括能深刻反映音乐史某时期的文化氛围、社会习俗、思维方式、智识成就等的理论性文字著述——如专著、论文、手册、笔记、序言、回忆录、传记等，尤其是那些在音乐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乃至被奉为经典的读本。
“原始资料读本”的设立，正是为了集中引进具备“第一手”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所谓“原始”，主要不在于时间远近上的考量，而在于对资料的文本属性和价值倾向的评估，言指其面貌相对原真、未经主观释读（忽略翻译过程所伴随的能动性）、内容关注度高、意义辐射力强、已被多面解读和多方援引等特性。尽管当下音乐史书的撰写通常是以作曲家为中心，因而所选择的史料（除必要的时代背景资料外）更多是指向音乐创作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例如其形式产品、创作缘由、风格特征、历史地位等）而生发的理解，然而该读本系列却希望在此基础上适度扩展，将相关于音乐社会生活、音乐家心灵世界、音乐表演实践、音乐哲学思想、音乐接受状况、音乐理论研究等的原始资料也包罗在内，以应对日益多元化的学术兴趣。
西方音乐的“异文化”属性使国人不太容易获取它的原始资料：除了时空隔阂、语言障碍等显在的不利因素外，还存在观念、体制和技术上的深层困难。西方音乐史原始资料的翻译引进，因而要比普通音乐著作多费周折。尤其当面对早期文献时，译者常需处理诸多超出其既有知识结构的学术难题——杂多的小语种词汇，古老的语词、文法、修辞习惯，某个时期或特定范围内流行的暗语，甚或令专业学者也蹙眉不解的冷僻术语，凡此皆须额外卷入大量的案头工作。与此学术热情构成强烈反差的是一种时常听闻的消极论调，认为原始资料陈旧过时，远离学科前沿，不值得耗费人力和物资来引进出版。这是可悲的短见。学科的“前沿”固然应该关注，学术的“历史”却也不应抛弃。艺术史家巴福尔（Ronald Balfour）曾说：“每个文明不仅通过它自己[当前]的成就赋形，也依靠它汇纳往昔的成就赋形，如果那些成就毁灭，我们也丧失了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将为此而贫弱。”以辩证眼光看，今日的“前沿”终究也会“过时”，而看似“老旧”的陈年史料，未必不是往昔的“前沿”。若只“瞻前”而不“顾后”，势必无法真正理解一种学术的传统。“原始资料读本”寄望于触碰潜藏于西方音乐悠久历史和深厚学统之下的庞大根系、隐秘神经和古老纤维，期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与支持！
孙红杰
2016年10月起草于牛津大学
2018年5月成稿于上海师范大学